旧中国金融机构在口岸开埠之初的发展路径

一、近代本土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市场条件有利于本土金融机构 
  传统经济是旧中国的社会主流经济形式,由于农村经济成分远大于城市经济,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信息流通不畅,人们在消费、生产、商品交易等方面的思想仍然封闭、保守,对陌生事物反感且排斥。传统的社会经济形式仅仅能够形成以农村经济、传统手工业为主的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和区域市场。这样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别于刘易斯所描述的一般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其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移很困难。因此,先进的现代化金融结算体系想要进入旧中国,就必须先服务于基础牢固、数量庞大的传统经济,这对于外国在华银行而言难以实现。所以,只有一直服务传统经济和单一商业行为的旧中国本土金融机构,才有机会将现代化金融服务带进农耕经济主导的旧中国。 
  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旧中国存在典型的“分割经济”①,生产要素、价格、信息和技术在农村与城市、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之间是分割的,“且这种分割以血缘、地缘和行业为特征”[2],阻断了信息流通渠道。由于旧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先进的工业技术、贸易信息传达不到内陆,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无法获取外部复杂的贸易模式和现代化金融服务,由“分割经济”造成的对金融发展的阻遏使旧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因为特定的社会环境“能够接受某种移植的品种,而拒绝另一些品种或者只允许其在很有限的空间勉强存在”[2],西方贸易金融服务就是这样一种只能通过特定方式出现于旧中国的外来品种。传统金融机构在旧中国具有牢固的地缘和血缘优势,不论是钱庄还是票号均可以借助其在内地铺开的一张张业务联系网,将资金和信息快速流转;中国人之间相对于外国人更易取得信任,旧中国的贸易金融服务只能在本土金融业为其设定的有限条件下发展。 
  (二)中外金融机构属性对比 
  1.外国在华银行的资本主义侵略属性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18世纪末开始以鸦片输入为开端而对中国进行贸易掠夺,出于资本侵略目的,现代化金融机构随后便粉墨登场。“到1911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设立银行已达25家”[3],外国金融业参与中西贸易的进程大致分为特许贸易公司和洋行、特许银行、股份制银行这三个阶段。最初进入旧中国的是以英署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具有完全的殖民属性的特许贸易公司和洋行。在鸦片战争之前,东印度公司为英国在华贸易赚取了高额利润,并一度垄断了中外贸易。随着东印度公司1833年后被废除了貿易垄断权,各西方国家纷纷在华建立起本国的特许洋行。1845年第一家特许银行——英国丽如银行进入旧中国,中国开始出现了现代化银行的身影。此后,外国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开设特许银行的热潮,且逐渐深入到中国内陆城市,但是它们在旧中国的金融势力还远不如洋行。因为“1865年以前,清政府举借的16笔外债中,有13笔由洋行经手贷放,其余由银行贷放的3笔中还有2笔是打着洋行的招牌”[4]。碍于其业务单一,专门服务于西方列强的外国银行很快便伴随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而衰败,在华业务随即被西方股份制银行所取代。 
  资本主义股份制银行在中国的诞生以汇丰银行的成立为伊始,这类银行在组织结构方面优于特许银行且成立目的是专门服务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资本往来。筹建汇丰银行的公告指出特许银行成立的目的是方便外国与中国贸易间的汇兑[5],汇丰银行却可以满足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但是,外国银行必然姓“资”,汇丰是西方列强对旧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掠夺的金融大本营[6],无论是特许贸易公司还是外国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侵略属性始终没有改变。各国在华银行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与其母国在华政治势力直接相关,这使其在旧中国的设立和发展完全依附于本国资本侵略的意图,与旧中国贸易和经济开放的方向背道而驰。所以,“外商银行虽成为一集团,然有英美法日比意等国别之分,派别分歧,同床异梦,各个适用其本国之法律,遂行其本国之侵略政策”[7]。 
  外国在华金融机构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掠夺在华贸易特权,使旧中国的大部分资金流向国外,只有小部分被留下作为它们发展其他业务的备用金。在贸易发展方面,外国在华金融机构积极帮助本国企业向中国大量倾销积压商品,致使在上海、广州等口岸出现洋货滞销。此外,外国银行在中国执行的是不平等的霸权式贸易协定,例如关税协定、25%的税率规定等均有助于外国在华资本的不断积累。因此,由资本主义侵略性质的外商银行来执行中外贸易金融业务不仅会阻碍近代中国市场开放进程,反而加快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的速度。
 2.旧中国的本土金融机构服务于传统经济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各地区货币兑换、资金往来业务的承担者是旧式金融机构,它们从明清开始就开展国内金融业务。票号主要经营汇兑业务,组织结构多采取总分号制度,“一般总号设于故里,分号遍布全国”[8],“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各省,会票出入,处处可通”[9],总分号在内地铺开一张张业务联系网,使汇兑交易在自家领域内开展,成本低、安全性强,票号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已成为旧中国内陆主要的资金调剂者。钱庄虽实力不及票号,但它倾向盘活资本,使资金最大限度地在市面进行流通。“钱业股东既负营业上无限责任,故对于资本之定额,不必斤斤其多寡,其营业额常超过资本额数十倍不足为奇,苟钱庄有强有力之股东,足以取信社会,虽资本定额极微,亦无妨碍,最近钱庄股本定额仅十万,其营业额有多支数百万者”[10]。钱庄习惯于以信用来放款,不发行纸币,不接受抵押;庄家数量众多且传承旧中国的“乡族”情结,钱庄间通过“川换”、“靠家”调剂资金。钱庄股东多是资力殷实、信誉卓越的资本家,往往同时在很多钱庄参与股份,这就使有同一股东的钱庄之间形成一种联枝关系。这种联枝关系不仅存在于同一城市,而且往往扩展至全国各地[9]。凭借这种联枝关系,钱庄可形成高效运转的流通网络来服务商业交易。 
  钱庄和票号凭借其服务传统、立足本土的经营原则,以及在传统商业交易中建立起的高度信誉而抢占贸易金融服务的先机,加上买办的帮助使本土金融机构的优势更加明显:“买办通过投资创办钱庄或与钱庄建立业务关系,同时仍然兼任买办的职务”[11]。有不少买办原是经营商业,充当买办后继续兼营旧业,不少买办同时又是经营钱庄和贩卖鸦片、丝茶的巨商;大量钱庄职员充当买办,同时兼营钱庄的生意。通过这三种途径,加之买办的特权和地位,钱庄与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已经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钱庄、票号的封建属性以及其服务传统经济的经营意识,使其在买办的帮助下迅速在现代化贸易金融业务中占领优势。 
  3.社会禀赋结构与旧中国的本土金融业 
  中国自然资源丰富,利于发展传统经济,但资本匮乏、劳动力素质低下、基础设施简陋,发展现代工业经济困难重重。在这样的社会要素禀赋结构下,服务于封建社会传统经济的旧式金融机构与外来金融业相比优势显著。再加上旧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信息、技术的傳递分割严重,政府要么过于无能、腐败,要么过于强势和利己,而外来金融业仅代表其母国的利益,由旧中国本土金融业为中外贸易服务就是按旧中国特殊社会环境和比较优势发展本土金融业。正如泰勒(Lance Taylor)在其《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中阐述的“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其制度和成员的行为使得某种特定的资源配置和演化方式远比其他方式更有可能出现,这个经济就具有结构优势”[12]。旧中国本土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按照适应社会环境发展的需要开展贸易金融服务,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是其成为旧中国“百业领袖”[13]的根本原因。 
  二、钱庄、票号开展贸易金融服务的路径 
  (一)钱庄垄断贸易与金融市场 
  口岸贸易发展之后,钱庄的经营者们在买办的帮助下看准了对外开放的机会,钱庄的经营方式由原先仅提供银、钱兑换扩展为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经营存贷业务等现代化贸易金融职能。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贸易款项的结转程序为中国商人-钱庄-买办-外商,钱庄在资金流通渠道中为交易双方的资金安全多加了一把锁:当中国商人需要购进洋货时,钱庄为他们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保障中国商人及时购入商品;当外商将货物运抵中国后,钱庄在第一时间以现金购进这批商品,转而与买办合作加价卖给中国商人,以此赚取价差,或是在一批抢手的商品进入中国之前就预付货款给外商,以防商品供不应求;当货物交付给中国商人时,钱款由钱庄垫付给买办或直接交由外国商人,并为外商提供货币兑换、资金结算等业务。在中国商人将商品卖出后就偿还钱庄的债务,第二次又可向钱庄申请庄票再向洋行购货,剩余款项用于扩大经营并再次进入贸易周期。 
  利用在贸易金融领域的利润累积,钱庄通过设立钱业总会而在市场上进行资金清算,不光银行与钱庄之间的款项收支需要通过钱庄,就连银行业之间的款项收解也要通过汇划钱庄代为管理。由于近代中国币制长期以两元并用的格局为主,钱庄借此通过垄断“洋厘”与“银拆”而赚取大量利润[14]。通过在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双重收益,钱庄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时人这样记录到“钱庄倘使全体停了业,的确可使上海的商业完全停顿,而银行停了业,恐怕倒没有多大影响”[15],钱庄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票号提供异地款项收解和信贷支持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将票号“推进”贸易开放的浪潮,票号在中西贸易中主要承担了以下金融工作。一是票号采用分号往来制,在全国各主要商业城市分号间可直接通汇,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必须利用票号的汇兑网,在内地和通商口岸之间进行款项的收解。二是票号的资本一般都有数十万两,由于资金比钱庄大,而投机性比钱庄小,面临金融风潮的打击能较快地做出调整,一些钱庄和商号常常需要票号的信贷支持以避免信贷风险的发生。表1列出了日升昌的一些分号从开埠一直到辛亥革命前的业务情况,即便其中存在国际银价涨跌现象,但资本运作规模仍可被认为增长迅速。从收交汇平均值来看,在19世纪50年代,各分号的收交汇规模在10-20万两之间徘徊。到辛亥革命前,收交汇均值最高已达数百万两,小规模的也有二、三十万两之余;到了20世纪初,业务量大的分号已经可以承接放款数万甚至数百万不等,例如日升昌广西分号1906年放款额为1640910两。不论是收交汇业务规模还是借贷业务量,大多超过了钱庄整体的资本额。各分号依靠总号雄厚的资金保障,常常在金融市场内为钱庄、洋行进行同业拆借,基本垄断了存放款业务。此外,票号还运用不断积累的资本扶持民族产业,使中国农耕、手工业出口实力增强,扩大了中国商品的外需市场。
 三、钱庄、票号以比较优势发展的成功之处 
  (一)推动贸易近代化转型 
  贸易金融业务是中西贸易中的重要一环,中西方贸易要想向近代化方向转型就必须运用现代化金融工具服务贸易资金的调剂,钱庄、票号能够将现代化先进金融服务带进贸易交往中加快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开放和近代化转型进程。钱庄、票号不再使用单一的资金结算、调拨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资金放贷、贸易融资、资金清算等一系列现代化金融业务被用于近代贸易中,使贸易金融业务更方便、科学地开展。钱庄、票号的本土身份,得到了中国商人的依赖,它们的资本主义业务属性又可以获得外商的信任。所以,在旧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钱庄、票号开展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业务发展模式,中西方现代化贸易顺利开展的进程可能要推迟半个世纪之久。 
  (二)促进金融业近代化转型 
  钱庄、票号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出诸多利于金融发展、经济转型的金融业务和经营理念。钱庄首创的“庄票”、“期票”以及“申汇”等信用结算形式,以及“轧公单”票据结算方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当时许多外国银行纷纷效仿;他们在账务上创造出一套“主辅帐”账簿制度,常常被用作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凭据,中国新式银行在成立伊始就是照搬钱庄而建立起自己的账簿制度。钱庄首创了金融同业间资金川换业务,“中国现银由外界各银行存于钱庄,钱庄存于各业,籍资周转”,旧式钱庄业在参与近代贸易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地位逐步提高。此外,钱庄还专门设有“跑街”职位,专门负责在商业市场中发掘可以发展的客户,在以为客户提供银钱兑换的前提下考察他们的资质,判断是否可以发展为可信赖的存放款对象。 
  票号在业务经营上以“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为原则,存银多的分号接济现银短缺的分号,同时可把放贷不出的钱抽走,使银根由疲势转为快势。他们本着开展存款业务与汇兑业务相结合的原则,以解决现银短缺问题;同时,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设置服务项目。例如汇兑业务最初只有“汇票”、“信票”,随着客户的需求和远距离商业的开展,逐步开办“逆汇”业务。当1880年中国电报业兴起之后,票号随即建立起“电汇”业务,使汇兑服务更加便捷[9];票号逐步与外国银行开展直接存放业务联系,以往学者认为的“既休戚并不相关,于利害自无冲突”[16]的关系已经因贸易金融的开展而渐次打破。史料记载有“北京票号业务里的存款大部是公款,而民间的存款很少。放款的对象如果不是银号、钱铺、当铺和其他信用的商人,以及确实有官吏等就不借给。票号在资金不需要的时候存到外国银行里,在每次需要时再去提取,还有在需要款项的时候也有向外国银行借入资金的”[17]。票号在组织结构方面采用人力股制,经营者按职务和绩效占股,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现代化企业组织结构形成的伊始;他们还率先在海外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创了中国内生金融机构海外扩张的新纪元。 
  旧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在自我发展中形成的各自监管体系和发展规则,弥补了中国金融业在弱政府条件下金融监管的缺失。票号建立的行业同乡会、钱庄建立的钱业公会内部对行业大事小情进行商议,解决了诸多行业发展中的难题。尤其是钱业公会与银行业公会一同商议出中国银钱业发展的总体导向,制定了当时银钱两业的发展规制,为中国新式银行业的成立提供制度基础。此外,设置上海标金期货市场、银钱两业的联合准备库、共同面对危机等中国金融市场规制是银钱两业公会商讨的结果,揆诸近代金融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旧中国本土金融业发挥着主导作用。钱庄、票号能够取代银行在贸易开放之初调剂贸易资金往来,不仅有赖于其立足自身的本土优势以及服务传统的属性,也依靠其针对自身发展创新出的适用性服务模式。传统金融机构正是借助于旧中国混亂、无规制的金融发展环境提供的较大自主创新空间,以及其依据环境不断创新的业务行为,使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能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开展贸易金融服务,并加快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近代化转型。 
  (三)建立“二元金融结构” 
  近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传统与现代并存使得现代化金融无法独自适应市场,必须有适合传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存在,并形成与“二元经济结构”对应的“二元金融结构”。旧式钱庄和票号在贸易开放中执行现代化金融业务是“传统”与“现代”的一次结合,在近代金融市场中既有现代化银行业的身影,又有传统金融机构发挥作用,这就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搭建“二元金融结构”。钱庄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脱去传统外衣,向现代经营模式转变;票号虽仍保留封建性质,但逐渐接触到现代化金融业务,顺应了近代化转型的要求。因此,在外国在华银行和中国新式金融机构的双重冲击下,旧有的钱庄不但没有被取代,反而日益繁荣和扩大,显示了新旧企业之间的相辅相成。这说明只有在二元经济社会中有“二元金融结构”与之配套,才能使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和开放有利于中国自身利益。 
  (四)“跨越卡夫丁峡谷” 
  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创始者是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业,先进的贸易金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发展的成功果实,钱庄、票号在开展贸易金融服务中充分汲取西方发展成果,跨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中国发展模式不可套用西方模式,只有学习西方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留下的宝贵经验,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8]。旧中国的钱庄、票号充分利用自身的优越性,将其金融服务的发展即区别于西方模式又置身于世界发展的历程中,在紧跟世界金融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发展其特有的贸易金融服务,创造出适应自己的发展路径。 
  四、研究启示 
  第一,中国金融开放要立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异质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特征,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中国的城乡差距远大于其他国家,幅员辽阔使得政策、业务的实施难以统一,经济分割现象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缺乏改造原有落后金融服务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中国本土金融业面对外来机遇和挑战时需要清醒认识这种异质性。中国金融业在相关政策调整和业务更新换代中要保持大国姿态和特有的结构特征,要按照中国国内需求和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发展自己的金融体系,任何时期的发展都要立足中国这个基本点。
第二,根据禀赋优势发展金融。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推动力和模式,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根据自身的禀赋优势发掘潜力,将外来先进业务用自己的方法改装换代成为中国需要的金融服务。中国的社会历史禀赋有别于发达国家,具备发展金融业的后发优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资本实力雄厚,可以为金融发展提供资力支持。中国政府是一个拥有统筹规划力、高效执行力的强大政府,可以为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高度重视人才发展,为金融人才提供创业创新的优质环境。但是,中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严重;幅员辽阔的国土上难以实现政策的一致性,发展不均问题不可忽视。这些问题尽管会成为中国发展金融业的不利因素,但是这样特殊的社会禀赋结构可以使中国有自主选择发展金融业的路径。中国金融业应充分重视自己的要素禀赋特点,将自己的竞争优势发挥到极致。 
  第三,服务本土需求,在竞争中谋合作、求创新,避免附庸性的发生。金融业始终是一个国际性行业,在国际经济交往深入密切的时代,中国金融的进步趋势必须与世界取得一致。尽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问题层见叠出,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金融的经验,但是学习西方发展经验不等于照搬,无条件地跟随只能带来成为“附庸”的悲剧。中国本土金融业在面对外来金融冲击时应该展示出鲜明的自我价值,将外来业务和理念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为我所用”,避免丧失自主权。 
  回顾钱庄、票号与外国在华银行的关系,面对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冲击,旧中国本土金融机构还能够在与外国银行业竞争的同时帮助外国银行间接地在中国市场开展金融借贷业务,“在这场无可逆转的深刻社会变革中,中国主要的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与票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19]。这种在竞争中谋合作的做法值得现代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学习,我们要在紧跟世界金融发展潮流的同时,在深化合作中完成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转型与发展。在合作中不仅要寻求共赢,更重要的是创新出适用中国自己发展前景的金融服务和置业理念,金融业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本土金融业应当以史为鉴,在国际金融开放的环境下继续创新服务、创新理念,使中国金融业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和立足本土的属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愿景,在充分汲取资本主义金融业肯定成果的同时创造出中国式成功金融发展模式。 
  注释: 
  ① 分割经济: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地、资本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参见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经济發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卢聪,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参考文献: 
  [1] 巫云仙.论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变革[J].南开经济研究,2005(2):84-88. 
  [2] 杜恂诚.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3):15-24. 
  [3]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J].历史研究,1965(4):51-74. 
  [4] 陈争平.金融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 汪敬虞.“同治银币”的历史意义[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4):3-14. 
  [6] 周澹宁.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 马寅初.中华银行论[M].上海:黎明书局,1931. 
  [8] 黄鉴晖等.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金融业监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盛道一.上海钱业概论[J].银行周报,1920,4(42):35-35. 
  [11]张国辉.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1989. 
  [12]兰斯·泰勒.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M].颜泽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13]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14]燕红忠.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J].山东大学学报,2013(1):87-99. 
  [15]章乃器.金融业之惩前毖后[J].银行周报,1932,16(19):6-7. 
  [16]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7]柏原文太郎.支那经济全书(第6辑)[M].上海:东亚同文会,1907.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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