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一、引言 
  据中国统计局公布,2014年民营企业已吸纳了全国近73%的就业人口,利润总额是国有及国有控股的36倍。近年来,民营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与区域经济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方面,民营经济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外汇收入,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完善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为民营经济提供市场和物质基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 
  王劲松等(2005)[1]认为民营经济发源于社会低端,更多的是依靠本土资源和市场竞争,能最大化地发挥出本土优势,因此,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胡大力(2006)[2]分析了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关性,证实了部分学者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本质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的结论。王志凯(2007)[3]认为民营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推动了中国区域产业群落的成长,促进了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厉以宁(2010)[4]用“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活”三句话概括了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没有民营经济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中国将始终是个不安定的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也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制约。林迎星(2006)[5]分别从劳动力供给、政府政策服务、中介服务等方面研究了区域软环境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陈伟鸿(2008)[6]认为民营企业的跨区域迁移日益活跃,影响因素除了企业自身战略决策外,区域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产业群规模以及区域社会和文化内涵也影响其迁移。许高峰(2010)[7]认为民营经济能够缩小区域内各个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内经济分极化发展。曾萍和吕迪伟(2014)[8]以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作为切入点,研究了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实证发现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强化生产率对出口影响,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以上研究表明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作用、互动发展的关联。目前关于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从单一角度如融资约束、生产率与自主创新等不同角度研究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第二,用修订后的生产函数验证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鉴于此,本文立足区域经济,采用较全面的民营经济的指标,从适应性和匹配程度的视角揭示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耦合关系。 
  二、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机理 
  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可以描述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规模的扩大即民营经济的生产物品和服务的能力增加,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比重增大;质量提升是指民营经济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包括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结构改善,产业结构优化等。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系统都可以描述为区域内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函数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演变过程。因此,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可以通过要素配置和要素流动角度优化统一。两者之间的耦合机制通过图1说明。 
  图1表明民营经济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之间具有显著地关联及协调关系。首先,民营经济系统带来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提高区域生产能力、社会包容力、市场影响力、可持续发展力以及创新力等方面。生产力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2014年,民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是国有及国有控股的111倍,民营企业的数量是国有的1248倍,说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國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区域经济重要的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江诗松等(2011)[9]研究得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要大于国有企业,增加民营企业创新力度,能够快速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国有企业吸纳有限,民营企业为区域提供一定量的岗位和就业机会,据统计局公布数据,民营企业提供了全国73%的就业人口。民营企业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持社会稳定,增加社会包容力。在资本投入方面,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在资本投入过程中对成本收益变化更加敏感,投资效率更高,增强区域投资获利和资本使用效率,提高资本对区域的贡献力度。
其次,区域经济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载体。区域经济的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改善、创新环境、产业高级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均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区域经济规模扩大伴随着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从而能够吸引更多人才、资本等要素从其他区域流入,促进区域内知识增加、技术提高。区域宏观经济的发展能够降低民营企业所需要生产要素的成本,缓解民营经济发展的外在约束,提高民营经济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效率,迫使原来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生产方式。在这种转变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需要依据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生产方式,采取更加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新技术的更高追求,“一带一路”战略以及自贸区的推动,均会影响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以及全球生产链的位置。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 
  本文在指标选取上坚持目的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的原则。首先,对中国知网上近年来发表的关于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方面的论文进行查询,并做频度统计,选取使用频率较高的反映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特征的指标。其次,采用理论分析法,参考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定义阐释,对指标体系查漏补遗。最后,采用专家咨询法,向10位专家征询意见,调整和优化指标体系。基于以上三种方法,建立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目前关于民营经济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主要参考王劲松等(2005)[1]和中华工商联合会的定義。民营经济(广义)=国家经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民营经济(狭义)=国家经济-国有和国有控股-外商投资和港澳台企业。由于数据限制,本文采用广义民营经济的定义,所有指标的处理方法均按照总量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的方法。 
  全面评价民营经济的研究不多,而定量全面的评价民营经济系统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简化问题,在参考郭玉晶和宋林(2016)[10]的基础上,本文将分别从生产力、影响力、创新力、市场力和可持续发展力5个方面评价民营经济系统。生产力主要是指民营企业为社会提供产品的能力,用工业生产总值代表;影响力是指社会公众接受的程度,用民营企业就业人数来代表;创新力指该企业生产新产品的能力,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R&D)代表;市场力是指企业对该地区的影响力,用地区民营上市公司数代表;可持续发展力是指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代表。 
  关于区域经济系统的评价研究较为丰富,本文更加注重区域经济增长的“质”,在借鉴逯进等(2012)[11]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技术创新、产业提升以及经济国际化5个方面进行评价。经济发展以人均GDP和地均工业总产值代表;民生改善用职工平均工资和城镇与农村收入比代表;技术创新用RD经费占GDP比和国内专利授权数代表;产业提升用产业高级化程度代表;经济国际化用外商投资依存度和进出口占GDP比代表。 
  (二)模型构建 
  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在各自要素的相互作用上并非是一一对应关系和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协同作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物理学中的“耦合”来体现。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个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和规律,耦合度正是对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12]。关于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方法较多,在这些模型中,廖重斌(1999)[13]提出的耦合模型被多数学者认可,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模型。分析步骤如下: 
  (1)确定分析序列,分别为民营经济序列组F(x)和区域经济序列组G(y)。 
  (2)鉴于指标的原始数量量纲不同,没有对比性,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得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指标值越小对系统越好时,采用负向指标计算标准化处理。本文所有指标均是正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Zij=xij-minxj/maxxj-minxj。 
  (3)确定各个子系统的权重。熵值法是一种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信息量大小确定指标权数的方法,它的优点在于根据观测值之间差异程度来反映其重要程度。具体计算方法见郭亚军(2012)[14]。 
  (4)求耦合度。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函数,K为协调系数(K≥2),在此取K=2,F(x)与G(y)分别代表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其中,ai、bj表示权重(见表1),耦合度函数见公式(1)和公式(2): 
  C=F(x)×G(y)(F(x)+G(y)2)2k (1) 
  F(x)=∑mi=1aixi G(y)=∑mi=1bjyj(2) 
  公式(2)中,Xi代表民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力、创新力、社会包容力、生产力和市场影响力等5项指标;yj代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技术创新、产业提升、经济国际化等5项指标(见表1)。但此模型的缺陷在于无法真正反映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实际协调度。例如,在某些地区,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落后时,该模型计算结果同样可以得出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处于高度协调状态。本研究的“协调”是指在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较高水平上快速、高效、可持续的发展。基于此目的,在借鉴廖重斌[13]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一个能够反映各地区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即D=C×T,T=αF(x)+βG(y)。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数,α、β是待定参数。由于目前仍缺乏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权重的定量研究,在借鉴胡大力(2006)[2]、厉以宁(2010)[4]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民营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因此,定义α=05、β=05。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在借鉴刘雷和张华(2015)[15]的基础上,将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状况分为5级。其中0-029属于低度耦合,03-049属于中低度耦合,05-069属于中度耦合,07-079属于高度耦合,08-100属于极优耦合。
 (三)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及地区作为分析样本,其中西藏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去除该省份。民营经济系统中,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数据分为两部分,1998-2004年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工业企业科技经费支出,2005-2014年来自《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数来自Wind数据库;就业人数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登记类型年末城镇就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和各地区工业总产值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系统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镇与农村收入比计算方法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人均纯收入。产业高级化程度的计算方法为:产业高级化程度=第一产业占比×1+第二产业占比×2+第三产业占比×3。由于在1998年之前,各地区国有企业科研经费支出并未单独统计,而部分省市2015年的数据尚未公布,因此,本文数据选取为1998-2014年。 
  四、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水平及耦合度 
  按照前文介绍方法计算1998-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及地区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省市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并进行评价。 
  (一)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度水平分析 
  1.时序特征 
  时间维度来看,从图2可知,全国民营经济均值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3年,全国民营经济均值为0237,此时表现为有升有降,并且在2003年达到历年最高点0246;第二阶段,2004-2006年,均值为0187,此阶段表现为一直下降,并且下降到历年最低点0163;第三阶段,2007-2014年,均值为0182。从图2中发现,2003年是民营经济均值指数的一个重大拐点,此后均值指数下降明显。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国进民退”是从2002年开始被提及的现象,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才能避免被淘汰,这就使得央企规模不断地扩张,收购兼并部分民企成为其扩张的方式之一。“国进民退”是一种效率的损失,影响深远。2016年,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房地产是去产能的重点行业,但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仍频出“地王”,地王背后的招标企业均是国企,如果真是的市场配置资源,国企很难像当前这样抢当“地王”。正是因为国企绝对的垄断地位,具有政策、金融以及资源的优势,使得“国进民退”现象更加严重。 
  区域经济均值相比民营经济均值波动不明显,除2009年大幅下降外,其余年份整体在025-027之间徘徊。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5年,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基本保持一直增长,并且在2005年达到最高点0283;第二阶段,2006-2009年,區域经济下降明显,且在2009年达到最低点0223;第三阶段,2010-2014年,区域经济缓慢增长,与前阶段相比,变化不明显。与刘军胜等(2015)[16]等研究对比,本文区域经济综合指数绝对值比其要小,且变化不明显。可能原因在于本文区域经济综合指数系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而非数量,例如民生改善力度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持续发展方面。在民生改善指标中,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由1998年的245上升到2014年的289,但在2003-2010年之间一直保持在305以上,说明在民生改善力度并不明显,只有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能有拉力和推动力,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增长。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和核心,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够提高区域竞争力,产业高级化程度由1998年的217上升到2014年的234,产业升级缓慢是制约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 
  2.区域特征 
  分区域来看,从图3中可知,1998-2014年间,各地区民营经济指数与区域经济指数波动基本一致。民营经济指数区域差异明显,整体表现出“东-中-西”特点,而中部地区本身分化明显。东部地区,广东、江苏、山东与浙江位居全国前四,均值高达066;中部地区,河南、湖北与安徽均值为021,而江西、山西均值仅达009;西部地区整体落后,青海、贵州、宁夏、甘肃、新疆与陕西等均值仅有005。区域经济整体差异幅度相比民营经济要小,但中部地区表现出“凹陷”特点。区域经济综合指数中,上海、北京、广东与江苏位居全国前四,均值达058。西部地区,陕西、青海、宁夏等均值为018;而中部地区,河北、江西等仅有016。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造成发展差距的原因很多,包括区域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区位优势和城市化等。在以上原因中,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造成的影响是最广泛的。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以及农村工业化水平均很高,再加上大量的外资流入,使得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大,省际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也在加大。大量生产要素从内陆流向沿海地区,高级人才和技术创新也在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进一步强化了“马太效应”,内陆地区的发展条件更加不利。 
  (二)时差相关分析 
  进一步分析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增长率,由图4A可知,2005-2014年间,东部地区在2005年民营经济达到最高值,2006年有所下降,2007年有所上升后指数趋势不变;中部地区民营经济指数呈稳步上升态势;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在2005-2009年为上升期,但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在十年间变化不大,总体上略有上升。由图4B可知,区域经济整体上以2009年为分界点,2005-2009年之间,东部与东北部整体呈下降态势,东部年均增长率-15%,东北地区年均增长率-20%;东部经济指数在2009年之后开始反弹,基本处于增长趋势,但东北经济除2010增长15%外,其余年份一直呈下降趋势;中部与西部除2009年大幅下滑外,其余年份基本变化不大。 
  通过图3,本文发现民营经济综合指数比区域经济指数要更加“敏感”,即民营经济指数先上升或下降,而区域经济指数随后上升或下降。与图4对比后,发现民营经济指数增长率表现出“M”型(图4A),而区域经济指数增长率表现出“W”型(图4B),也就是说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可能具有“先行”与“滞后”的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民营经济指数是区域经济指数的先行指标。 
  周德全等(2015)[17]认为由于各经济变量性质不同,他们的周期和特征也不同,而某些变量的周期峰值总是先于、滞后或者同步其他变量的周期峰值出现,具有上述周期特征的变量被称为先行变量、滞后变量和同步变量。通过合成指数生成先行、滞后和同步变量,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经济未来走势、确定经济拐点以及判断当前经济周期的位置。通过时差相关分析法能够计算变量之间的先行指标,时差相关分析计算方法见周德全等(2015)[17]。本文基于时差相关分析法来确定民营经济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先行变量,将历年全国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指数均值带入SPSS中,计算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以区域经济为基准指标,民营经济在滞后5期达到最大值,也就是说假设得到验证,民营经济指数是区域经济指数的先行指标。国有企业具有多重代理问题,同时承担更多公共职能,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是市场逻辑,对市场更加敏感,具有更高效的微观经济效率,因此,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特性,通过民营经济综合指数可以提前预判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具有预警功能。 
  (三)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度分析 
  1.时序特征 
  时间维度来看,耦合度总体上呈“W”型② ,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3年,大部分省份耦合度在此阶段呈上升趋势,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位居前四,广东、上海属于极优耦合,江苏属于高度耦合,浙江属于中度耦合。宁夏、贵州、新疆、青海排在末位,新疆属于低度耦合,其余三省属于中低度耦合;第二阶段,2004-2009年,所有省份耦合度均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大,广东、江苏、浙江与上海排在全国前四,广东仍属于极优耦合,江苏、浙江属于高度耦合,上海降为中度耦合。海南、贵州、新疆、青海排在末位,贵州属于中低度耦合,其余三省属于低度耦合;第三阶段,2010-2014年,大部分省份在此阶段呈上升趋势,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位居全国前四,广东属于高度耦合,其余三省属于中度耦合。宁夏、贵州、新疆、青海排在末位,贵州、青海属于中低度耦合,宁夏、新疆属于低度耦合。总的来看,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总体耦合均值表现出平稳略微下降态势,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2009年后,两系统逐渐由低层次的和谐向高层次的和谐演进。 
  2.区域特征 
  分区域来看,在1998-2014年间,全国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除中部地区略有上升外,东部、东北、西部均下降,结果见表3。其中,全国均值由0448下降到0409,下降了876%;东部均值由0589下降到0547,下降了707%,山东、江苏、浙江三省上升,其余皆下降;中部均值由0388上升到0401,上升了319%,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上升,其余均下降;东北均值由0463下降到0364,下降了2146%,东北三省均下降;西部均值由0349下降到0301,下降了14%,内蒙古、重庆上升,其余皆下降。 
  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强的块状聚集特征,长期表现出高高相聚和低低相聚的分化格局。省际间的耦合程度分布不平衡且差异明显,耦合度跨度较大。东部地区的耦合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行为多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该地区的企业对技术投资在长远发展中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投资意愿和倾向较为稳定;但是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研发行为受到政策层面的影响较多,因此,其投资倾向较为保守。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在内部的经营管理机制、激励机制以及产权结构设置方面比中西部民营企业更为合理、科学,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落后习性。正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市场趋利性使得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战略营销方面比中西部更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更强。 
  3.空间格局 
  中国30个省市的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的时间特征外,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布局规律。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二者协调发展等级的空间差异及演化特征,本文分别做出1998年、2003年、2009年和2014年四个时间截面的空间分布图,如图5所示。结合上文的耦合度划分,对其进行等级分类,颜色的深浅代表耦合度等级的高低。从整体上看,耦合度呈现出“两极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协调发展等级高,而西部内陆地区协调等级相对较低。 
  从图5中可以看出,只有在1998年的广东和上海,2003年的上海出现极优耦合,其余年份均没有出现。耦合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梯队,其中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与山东等位居第一梯队,整体分布在05-085之间,大部分属于中高度耦合,并且两两之间相差01左右,分化现象突出;其余省份在第二梯队,在02-045中间,较为集中,多处于中低度耦合区间。东北三省中,黑龍江耦合度连续下降,由中低度耦合降为低度耦合,辽宁由中度耦合降为中低度耦合,吉林变化不大,一直处于中低度耦合区间。空间格局整体表现出非平衡性的特征,东部地区耦合度一直优于内陆地区,即高高相聚和低低相聚的格局。 
  五、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驱动机制分析 
  耦合协调度虽然解释了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交互关系的程度,但却无法详细阐述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指标对耦合度造成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全面认识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结合表1,本文重点研究民营经济生产力X1、创新力X2、社会包容力X3、市场影响力X4、可持续发展力X5、经济发展Y1、民生改善Y2、技术创新Y3、产业提升Y4、经济国际化Y5等10个因素对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综合影响。以各地区历年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由于民营经济生产力与经济发展,创新力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本文将其分别合并,合成两类指标,即生产力与创新力分别用X2与Y1表示,具体计量模型如公式(3):
 Dit=αi+βkxkit+εit(i=1,2,…,30,t=1998,1999,…,2014,k=x2,…,x5,y1,…,y5)(3) 
  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D表示被解释变量,即耦合度,自变量为以上10个影响因素。民营经济系统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子系统,民营经济的各种要素配置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同样区域经济系统也会反过来制约民营经济系统的发展,因此,模型(3)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就会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和无偏性。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模型(3)进行估计。相对而言,GMM不需要知道随机误差项的分布信息,允许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而比其他方法得到更有效的参数估计。它能够通过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被解释变量与部分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GMM方法包括差分GMM与系统GMM,但是差分GMM不能估计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且易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相比之下,系统GMM可以克服差分GMM估计局限,提高效率。本文选择系统GMM估计方法,估计结果见表4。对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了排除模型设定误差,必须检验模型的自相关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自相关性检验AR(2)=03559,说明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Sargan=1000,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说明本文的模型是合适的。 
  从表4中可以发现,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度的一阶滞后项(D(-1))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度不具有明显的持续性。所有变量的系数均为正,说明各变量对耦合度具有正面积极影响。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中,创新对耦合度影响的系数最大,高达268,说明创新对耦合度有重要影响,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决定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申请专利数已经成为全球第一,成为科技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强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对经济贡献不足。民营经济市场影响力对耦合度影响的系数也较大,达到263,由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资本稀缺性依然严重,2016年5月,国务院调研组对民间投资下滑的调查显示,融资约束依然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资本利用对耦合度影响也大。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国际化对耦合度影响分别是027、022和030。民生改善与产业提升对耦合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前文提到的,在过去的15年中,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并未明显改善,产业高级化程度提高也不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作用,在新常态下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并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系统耦合的相关理论,建立了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了30个省份1998-2014年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状况,同时对耦合度较低地区的状况予以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时间上来看,民营经济发展指数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均呈整体下降趋势,且民营经济指数下降的速度要快于区域经济指数。2002年开始,民营经济指数开始快速下降,间接证明了“国进民退”的现象,由于民营企业的效率更高,对民营经济的限制,会对区域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优化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生不利影响。除2008年区域经济指数大幅下降外,整体均值波动不大,但也无显著增长,其原因可能是区域经济系统中更多地考虑了民生、环境以及可持续性等经济发展的内涵。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度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早期处于磨合阶段,但近年来耦合度出现了一定的反复,甚至在部分省份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总体上当前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度具有脆弱性。 
  (2)空间上来看,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指数整体呈现“东-中-西”特点,东部最强,中部其次,西部较差,但中部地区分化明显,表现出“凹陷”特点。耦合度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在耦合度绝对值上要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部分省份呈现出协调互动的发展局面,从省份情况来看,耦合度的强弱要依赖于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各自发展的程度。总的来看,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强的块状聚集特征,长期表现出高高相聚和低低相聚的分化格局。省际间的耦合程度分布不平衡且差异明显,耦合度跨度较大。 
  (3)通过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得出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先行指标,即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具有预警作用。在影响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度的因素中,民营企业研发支出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量对耦合度影响显著。民营企业上市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即融资,说明融资难依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掣肘。民营企业研发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提高民营企业研发支出对优化耦合度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中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地位,減弱行政对竞争影响。整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有效竞争可以实现优胜劣汰,保证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要提高市场化的影响,减弱行政关系的影响,政府仅需做好必要的引导和服务,减少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干扰,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消除隐形歧视心理,提高民企地位。融资环境、投资准入等外在环境对民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相对于强大的国有经济,民营企业依然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外在发展环境依然制约民营经济的发展,清晰界定国有企业经营范围,出台细则解决民营企业“玻璃门”现象,放开民营经济准入领域,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外,民营企业可根据自主选择经营范围,不再隐性限制。 
  第三,加大对民营企业的研发支持。研发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能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民营企业的研发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因此,政府要消除歧视心理,做到一视同仁。对企业提供研发补贴要具有倾向性和针对性,应重点支持国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企业,尤其以成长期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主。同时完善对补贴所取得成果的评价体系,以保证补贴资金的实际效果。
注释: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部分年份的权重。 
  ② 篇幅限制,不在展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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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GUO Yu-jing, SONG Lin, ZHANG Li-t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is mutual and interactive. Based on 1998-2014 panel data of private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combined with GIS of private economy in China′s provinces and regions, to analyz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y of time and spatial patter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ime dimension indicate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private economy began to show a downward trend in 2003, which began to increase slowly after 2006.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fluctuates smoothly and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cycle. The mean value of the coupling degree of private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provinces is “W”, which shows the trend of decline; the spatial pattern indicates that the private economic indexes of various regions are basically in line with the fluctuation trend of regional economic index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private economic index is obvious, and the whole character shows “east-west - west”, and the central region itself is obviously divided.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e province is unbalanced and the difference is obvious, and the coupling degree has been shown to be the polarizing pattern of high gathering and low and low reun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jet la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private economy is the leading indicator of regional economic comprehensive index, with early warning function; among all kind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R&D expenditure and the listed company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oupling degre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ivate economy has a close interaction with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m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Key words:private economy; regional economy; degree of coupling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10-12 07: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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